三代考古人讲述三星堆发掘故事

2021-04-27 09:32:46 来源：中国文化报道网作者：分享：

　　跨越百年的接力

　　三代考古人讲述三星堆发掘故事

　　“三星”之光，闪耀在中华文明版图的西南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6个新祭祀坑重大考古发现引人瞩目。在距博物馆约2公里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大棚里，许多新器物的出土，令考古人员惊喜不断。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1986年，三星堆遗址1号、2号祭祀坑震惊世界，如今6个新坑再惊天下。事实上，三星堆“面世”还要追溯到近百年前；其发掘和保护，是凝结了数代考古人心血的接力赛。近日，记者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发掘现场，采访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前任站长陈德安、现任站长雷雨、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还有年轻的考古队员，听三代考古人讲述三星堆的故事。

　　1 1929年春天三星堆“横空出世”，显露古蜀与中原文明交流痕迹

　　陈德安，今年68岁，从事三星堆考古26年，是首任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也是1986年三星堆1、2号祭祀坑的主要发掘者。记者还未发问，陈德安首先抛出话题：“我先和你们说说三星堆考古的来龙去脉，搞清整个过程，很多问题就好谈了。”

　　三星堆是怎么被发现的？“有三种关于发现时间的说法，分别是1927年、1929年和1931年。我认为燕家说的1929年比较准确。”

　　陈德安所说的“燕家”，是四川广汉真武村月亮湾村民燕道诚、燕青保父子。1929年春天，他们在自家田地开掘水塘时，先后在沟底发现400多件玉石器。随后，这批流入坊间的“广汉玉器”名噪一时。三星堆文明由此“横空出世”。

　　1934年3月，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前身)启动三星堆首次科学发掘，时任馆长葛维汉是首位发掘者，他组织考古队在燕家院子找到了发现玉石器的原坑，并提出“广汉文化”概念。有趣的是，当时就有关于三星堆文明身世的讨论。郭沫若认为，广汉发现的玉璧、玉璋等与华北、华中发现的相似，这是古蜀曾与中原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

　　抗战全面爆发后，三星堆发掘暂时搁置，新中国成立后才又有新动作。

　　1963年9月，四川省文管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联合组成考古队，由考古学家冯汉骥指导，对月亮湾遗址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发掘。

　　发掘工作从9月23日持续到12月3日，发掘面积150平方米。冯汉骥跟学生们一起挖，工具只有平头铲和尖头铲，前者刮土层，后者剔泥土。

　　遗憾的是，发掘完不久，冯汉骥就病了，后来身体一直不好，成果没能整理出来。直到30年后，才由当年参加发掘工作的马继贤写成《广汉月亮湾遗址发掘追记》。

　　“真正的突破，还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陈德安说。

　　2 1980年重启发掘三星堆考古迎转机

　　冉宏林今年34岁，是此次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的执行领队。接受采访前，他刚从考古发掘舱里出来，身上还穿着防护服。

　　2013年，冉宏林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毕业后，进入三星堆遗址工作站。这里正是他的理想之地，“我是重庆人，专业方向是夏商周考古，而三星堆是先秦时期巴蜀文化里最重要的遗址之一，我来三星堆是‘天时地利人和’。”

　　在北大，冉宏林参与了考古老校友的口述史采访和整理工作，这给他带来启发。“三星堆遗址发现以来，90多年过去了，经历了很多人和事，但很多东西是写不到发掘简报和研究文章中的，只留在记忆里。”冉宏林说，不少考古人已经高龄，再不做点什么会留下永远的遗憾。

　　从2019年开始，冉宏林开始三星堆考古口述史采集工作。他首个拜访的是敖天照老先生。

　　上世纪50年代，敖天照进入广汉市文化馆工作，从此，每一次三星堆考古发掘，他几乎都在场。1973年，他在湖北长江流域考古班系统学习考古，包括考古绘图、考古测量。培训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给他讲，“老敖，你回去一定留心三星堆，那个遗址非常重要。”

　　70年代后期，广汉各大乡镇几乎都在办砖瓦厂，三星堆所在的中兴公社也在当地取土烧砖。回来后，敖天照跑到三星堆遗址，看到砖瓦厂挖出的土里夹杂着不少碎陶片，感到非常着急。后来，他到四川省博物馆考古队汇报情况，推动了三星堆的发掘和保护。

　　1980年春天。由参与过1963年月亮湾发掘的王有鹏带队，改革开放后三星堆遗址首次发掘启动。之后，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再未停止。

　　同年夏天，从四川大学考古系毕业不久的陈德安来到三星堆发掘工地，此后直到2005年，他都在三星堆，经历了改革开放后15次考古发掘，其中几次大规模的都由他主持。

　　而真正让三星堆“一醒惊天下”的重大考古发现，是在1986年。

　　3 1986年两坑“一醒惊天下”，奠定三星堆遗址重要地位

　　对田野考古来说，天气是个重要变量。沉睡地下数百上千年的文物“身子骨”脆弱，经不起雨雪风霜。“现在不怕了，有考古大棚，大棚里还建了4个恒温恒湿的考古发掘舱。”陈德安说。

　　1986年夏天，没有考古大棚，只有篱笆草棚。7月18日下午，陈德安和另一位1号、2号祭祀坑发掘负责人陈显丹在整理资料，砖厂工人骑着自行车闯进工作站，说“挖砖挖出玉刀来了”。他们赶紧放下手里的活，飞快跑到出土地点。拼接发现，工人说的“刀”是玉戈、玉璋等玉器，而出土地点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1号坑；8月16日，距离三星堆1号坑西北30米左右，同样因为砖厂工人取土，考古队员又发现了2号坑。

　　田野考古是个“体力活”。陈德安记得，当时天气闷得很，经常打雷，雨又一直下不来，每天提心吊胆。一旦下雨，田里的水翻起来，就会破坏文物；但光打雷不下雨，土质又干又硬，很难控制。“晚上土质稍有回湿，我们通宵连轴转，在取文物的关键时期，差不多三天三夜没合眼，赶在雷雨前完成了祭祀坑清理。”

　　“填土非常硬，用手铲清理进度慢，大家手上都起了水泡。夜间发掘工作更苦，两个200瓦的灯泡招来了无数蚊虫。”陈显丹回忆。

　　1号、2号坑相继出土金器、玉石、青铜器、陶器等1700余件，还有大量的骨(牙)雕刻器残片、虎牙和海贝约4600颗。现在三星堆博物馆内陈列的国宝级文物，比如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黄金面罩、金杖，基本都出自这两个坑，这也奠定了三星堆遗址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

　　4 34年坚持发掘，三星堆“再惊天下”

　　雷雨快步走过考古发掘舱边的木栈道，坐定后放下背包，还有挂在脖子上的单反相机。

　　自从十几年前拍下第一张与三星堆的合影以来，雷雨已经数不清拍过多少张三星堆的照片了。“出土器物有专业摄影师拍，我主要拍考古的人，记录他们的工作状态。”

　　1984年，雷雨大学毕业后来到三星堆。因为生病，他没能参与1986年的发掘，这让他懊恼了很久。“说实话，我之前没想过还会有3号坑。大多数考古工作者可能一辈子都遇不到一次大规模发掘，我的运气很好。”

　　曾有人问，为何两次发掘相隔这么长时间？“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一直在进行，只是发掘对象不是祭祀坑，而是遗址内城墙、宫殿等其他功能区。”陈显丹解释。

　　考古充满偶然性，无果而归是常有的事，但发现3号到8号祭祀坑有其必然性。2019年8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制《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2)》，将聚落考古、社会考古作为今后几年的主要工作和研究方向，直接推动了发掘工作展开。“大家带着这样的研究目的开展勘探，发现3号坑也不全是偶然。”冉宏林说。

　　从2019年10月22日到2020年8月8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在1、2号祭祀坑周边开展了系统、全面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基本摸清祭祀区域范围，以及各类遗存的年代序列和空间格局。期间，6个新坑陆续被找出，它们位于1、2号坑的30米距离内，规模在3.5平方米到20平方米间。

　　2019年11月26日，在紧邻2号祭祀坑西侧的探沟东南部，冉宏林敏锐地发现“异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