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观】
公益诉讼是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设置的一种诉讼制度。2017年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修改，检察公益诉讼全面施行，明确检察机关可以代表公众利益，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四大与社会民生直接相关的领域提起公益诉讼。这一范围后拓展至英烈权益保护。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正是检察机关在上述五大领域之外新的探索领域。截至2020年11月，全国23个省级人大常委会作出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专项决定，其中有17个明确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公益诉讼新领域案件范围。
一年来，检察机关在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聚焦了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又遇到了哪些新问题，本版进行关注。
1.职能部门失职怎么办
尽管十多年已经过去，但提起文物保护不力的问题，很多人仍会想起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维修性拆除”的事件。尽管法律规定明确，保护部门明确，但在持续两年多的“拆迁”与“保护”的拉锯战后，故居最终没能逃脱碎为瓦砾的命运。
文物建筑带着诸多历史信息，连接着现实与历史，塑造着我们的文化与精神，一旦损毁几无修复可能。应该说，文物保护不缺职能部门。除了文物局之外，实际工作往往还涉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自然资源部门、农业农村部门等。但历史文化资源遭到成规模破坏，大多与行政机关乱作为或不作为有关。“文物保护迫切需要刚性的力量参与监督，督促行政机关更好履行保护文物的法定职责。”2020年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开展了甘肃国有文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第八检察部主任石占全是专门负责专项监督的检察官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他深有感触。
该状况或将发生转变。
检察机关将文物保护纳入公益诉讼的探索范畴，意味着相应的行政部门在未尽职履责的情况下，将可能被起诉。检察机关先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行政部门如仍未落实，将作为被告被检察机关起诉。
检察机关的介入有效激活了政府对文物保护的主体责任，增强了文物保护意识，但也面临着更复杂的问题。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10起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其中莫高窟行政公益诉讼案引起广泛关注。
敦煌莫高窟建设控制地带内分布着5个石料厂，虽然不在核心区，但采石的过程、引起的粉尘等都可能危及三危山景区和千年洞窟。三危山下的石料，符合道路建设工程石料要求，从1982年敦煌机场初建时就有人开采。由于原国土资源局等部门未及时掌握《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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